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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嘉靖年间文学家何良俊回忆说：明朝前期的官员，深受理学教育熏陶，从来看淡财富田产，最重气节名誉。就算在松江这样的富庶地区，当地周氏曹氏蒋氏这样世代官宦的名门，生活水平也就中等人家等级。谁要敢做官时贪图享受经营产业？必然会被集体鄙视。那时士大夫们的刚正表现，正是这清廉自守的信仰支撑。

    可随着经济的发展，这些高风亮节的官员们，也都彻底的被腐化了。千好万好，不如白花花的银子好。高风亮节算个屁，兜里没钱，再如何的讲究气节，别人也只会嗤之以鼻。

    本来吧，严嵩倒台，经过高拱张居正等改革家的铁腕整顿，以考成法等严格律令，将明朝官员们严格监管，也成功一扫嘉靖年间的龌龊风气，有了“隆万中兴”的辉煌。

    但张居正过世后，有蹦出来个万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，皇帝不上朝，明王朝的行政效率，却是严重减速，所谓的严格监管，当然也成了浮云。既然国家大事歇了业，当年追求清廉报国的官员们，这下当然瞪圆眼睛捞好处。

    万历皇帝“不郊、不庙、不朝、不见、不批、不讲”。以至于朝中大臣每天在朝堂上都无事可做，只能数日影捱日子。后来提拔起来的内阁大学士，多年来都不知道万历皇帝长什么样子。

    朝廷的党争空前激烈。东林党、阉党、宣党、昆党、齐党、浙党等等，一个小小的朝廷，分裂出如此众多的党派，这是在任何朝代的任何时候都没有过的。二是万历之后的皇帝，除了后来崇祯皇帝勤于政务以外，朱常洛、朱由校都耽于享乐。朱常洛当皇帝才28天，就因为服食性药“红丸”去世。朱由校则成为一个木匠皇帝。可以说，这些都是万历皇帝给他们树立了“好榜样”。

    有人说，明始亡与万历，其实也不无道理。虽然万历三十年不上朝，整个朝廷却毫不混乱。可是，却出现了严重的懒政惰政现象。大多数官员们无所事事，有人就开始大捞特捞。

    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崇祯，崇祯皇帝对于这些贪官自然是深恶痛绝。当他看到这些衙役横行不法的时候，那里还能忍耐的住。

    崇祯皇帝本就是个急性子，以他的脾气，那里还需要什么审问，直接抓过来全部咔嚓了。反正你们都是一群狗官，朕可是亲眼所见。不管你们犯下何罪，总之杀了就对了。

    稀里哗啦的，将这些狗官们碎剁了，这才能解心头之恨。

    没错，这样确实能够消解心头之恨。可是问题呢，问题依旧存在。

    不能从根子上治理问题的所在，你杀了这些衙役有什么用，你杀了雄县的县令又如何。再换上下一任，依旧如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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